佛教源流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文献

佛教源流

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具体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文献中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就有八种之多，一般以汉明帝永平（～）年间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当时中国流行黄老方术，佛教也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而来自西域的传教僧侣也以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佛教，比如用道家守一的修行方法解释佛教的静坐观心的禅定方法。有些僧人还掌握某种方术，并以此来扩大佛教的影响。佛教依附于盛行的黄老方术，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信奉。汉代的佛教传播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并波及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等地。传教僧人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代表。安世高（约世纪），西域安息国人，汉桓帝建和元年（）到洛阳。他是汉译佛经的创始人，他翻译的佛经集中在小乘佛教的禅数学方面，译风偏质，注重直译，共译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佛教经典。支娄迦谶（约世纪），西域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年之前）到洛阳，传播大乘佛教般若学，译风偏文，注重意译，所译《道行般若经》对以后的佛教理论发展影响较大。

魏晋时期，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更多的印度和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译经传教，中国僧人也开始前往西域和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带回翻译，所译经典涉及大小乘经、律两部分。两晋时期译籍范围更加广大，法显（？～约）西行印度，取回许多戒律和其他经典原本并加以翻译。道安（，一说～）第一次在由政府组织的译场中译经，他把翻译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要求译经家按照中国语言习惯翻译佛经经意并提高译经水平。四部《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也在这一时期译出。当时成就最突出的译经僧当推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后秦弘始三年（）到长安，组织僧团，设立国家译场，从事译经。罗什所译主要是印度龙树（约世纪）一系的大乘空宗学说，其译风以达意为原则，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尽量使梵语与汉语完美结合，后人给其译文质量以很高的评价。他所翻译的经典主要有《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阿弥陀经》、《大晶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成实论》和《十诵律》等，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派别所研究和尊奉的经典依据。当时译经事业的发展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是玄学。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学经典，融会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现象和本体的关系，而佛教般若学恰恰具有和玄学相近似的特征，于是般若学说依附玄学而流行开来。般若学思想渊源于印度大乘空宗，大乘空宗以非有非无的双非方法论证世界的虚幻不实。但当时中国流行的般若学说并没有完全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有模式去理解和解释般若经义，而是按照玄学的观点去理解和阐释《般若经》。玄学关于世界万物本体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般若学也依据这三种观点理解《般若经》中“空”的意义，形成“六家七宗”，即道安的本无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敏度的心无宗和于道邃的缘会宗，加上本无宗的分派即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共为家。一般以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三家最能概括七家的观点。本无宗主张无或空是世界的本体，无在万物变化之前，空为万物的开始。本无不是从无生有，而是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所以称本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的无。心无宗主张使心虚静，不对事物起执着之心，事物是真实的存在。它侧重于说明现象的有。即色宗主张“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认为事物由众缘和会而生起，没有自性，本性空寂，同时事物又有虚假的存在，并非空无。这一派侧重于说明本体和现象的相互联系。

僧肇纠正了六家七宗对般若学说的曲解，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佛教般若学理论，从而使佛教义学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少年时以抄书为业，因此而阅读了大量典籍，尤其喜欢老、庄之学。后来阅读了《维摩诘经》而信仰佛教，出家修行，拜罗什为师，是罗什弟子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位。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其中《不真空论》破斥本无、心无和即色三宗，说明空的意义即不真空，万物本性空寂，虚假不真，是为非有；但万物已经形成，假象还在，是为非无。《物不迁论》以求静于动、静不离动的即动即静论来证明不真空义的体用一如论。《般若无知论》强调有所知就有所不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才能认识真谛。

慧远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佛学家。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岁开始学习儒家典籍和老、庄之学，岁时从道安出家，继承并弘扬道安的般若学思想。后在庐山定居，组织僧团。他曾与罗什通信讨论佛学，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反对出家僧人礼敬帝王，使政府要沙门敬王的诏令未能实行。他在东晋元兴元年（）率领僧众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缔结莲社，希望升人西方净土世界，为中国弥陀净土信仰之滥觞。他还著有‘《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等多部论著。提出了法性本体论，认为法性是宇宙万物的绝对真实的体性，同时也是修行成道后的涅槃境界。主张形尽神不灭，以神不灭论作为报应论的基础。又把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称为三报。现报为现世受报，生报为下世受报，后报为在长期的轮回中受报。

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受到统治集团的支持。当时不少封建统治者不仅支持译经，还组织国家译场，并与高僧保持良好的关系。孙权（～）专为康僧会（？～）建造建初寺，道安实际上成为苻坚（～）的政治顾问，鸠摩罗什则受到后凉政权和后秦政权的敬重。慧远也与王公贵族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佛教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发展。据传西晋时洛阳和长安两地的寺院共有多所，僧尼余人，而佛图澄（～）在后赵所建的佛寺就有所。东晋时代也热衷于造寺。与此同时，佛教音乐、绘画、造像都得到发展，特别是综合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石窟艺术开始兴起，著名的莫高窟即于建元二年（）开始修建。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新体裁也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出现。

南北朝时期，佛教从两个方向发展，南朝侧重于佛教理论，北朝侧重于佛教实践。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并支持佛教，尤以梁武帝（～在位）最为突出。他原来信奉老子，天监三年（）下诏皈依佛教，并称佛教为正道，儒、道两教为邪道。实际上他主张三教一致，而且从不同方面利用三教。他在宗教信仰领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他给著名的义学僧侣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请他们讲经说法，撰写论著。他敕建许多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脱寺、同泰寺等处。又广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等。又令僧人译编佛典，并亲自撰写佛学论著，向僧俗讲经。他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政府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中，这实际上充实了佛教的寺院经济。南朝的佛教在梁朝时达到极盛，计有寺院所，僧尼余人。而宋代有寺院所，僧尼人。陈代有寺院所，僧尼人。

北朝统治阶级对佛教则有废有兴。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在位）及其继任都重视佛教。到太武帝（～在位）时下令毁灭佛教，为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北魏文成帝（～在位）时又复兴佛教，孝文帝太和元年（），各地寺庙达到所，僧尼人，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就有寺庙所。北周时期武帝（～在位）再次推行灭佛政策，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令僧尼还俗。朝廷的灭佛措施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矛盾的激化，但每次灭佛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佛教的再度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