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本以家族观念为重喜家族群居一大家族人若想和睦相处家训

中国古人本以家族观念为重，喜家族群居，一大家族人若想和睦相处，家训则极为重要。吕留良生前曾读过浦江郑氏义门的《郑氏规范》，极为仰慕赞叹，以为至善，于是立志编撰吕氏家训，并传之于家，流之于后。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此书并未在其生前完成。吕葆中在其去世之后，选编了《晚村先生家训真迹》一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刊行。如今再根据吕葆中的编撰原则，补入若干篇目，并加以译注，故改名为《吕留良家训译注》（下文简称《家训》）。再读吕氏家训，觉其对今人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多有启发。现对其家训之特色，作一简要介绍。

在《家训》中，卷一都是吕留良生前撰写的家规类文字，而《壬子除夕谕》则是一编之纲。其中第一篇《梅花阁斋规》是其设馆教书办学的行为规范，第三、四篇则是临终的交代：一是家族事务，一是丧祭事务。《壬子除夕谕》作于壬子年（康熙十一年，1672）除夕，吕留良四十四岁之时。该文立规明确，条理清楚，可视为其《家训》之“总纲”。

在《壬子除夕谕》中，吕留良开宗明义地表白自己因读《郑氏规范》，而心生仰慕。他说：“彼人也，我亦人也。彼为法于一家，可传于后世，我未之能逮也，愿与吾子孙共存此志，期于必成。”浦江郑义门是指世居于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的郑氏家族。郑氏以“孝义”治家，自南宋至明代中叶，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共食，和睦相处，累受朝廷表彰。明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赐封其为“江南第一家”，时称“义门郑氏”。吕留良学习郑氏家族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在《郑氏规范》的根本大要之中，择其不可缓者四则，在壬子年除夕夜写下此文，并与妻、子、诸妇立约相勉，期望子孙后世共同努力而成就吕氏自己的家训。吕留良提出的四则家训分别为：

（一）敬顺。吕留良认为，欲为敬顺，则要发自内心地尊敬长辈，这与孔子的“色难”如出一辙。他认为妻必敬顺其夫，子女必敬顺父母，弟妹必敬顺兄嫂及姊，子侄必敬顺伯叔，幼妇必敬顺长妇等等，以此成孝悌之道。讲敬顺，强调的是“孝道”，不止外表的言语、呼揖、行坐、作为等具体的行为小节，更当看重“中心敬顺”，是发自内心的对人尊敬，对长者顺从。心存敬顺，则行为无不敬顺。外在行为的不敬，多因其内心无敬顺之心所致。

（二）无私。吕留良认为，大家庭不和，多肇始于人存私心。他说：“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所以严厉告诫诸子媳妇“断绝此一点恶念头，不可分此疆彼界。一应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爱惜”，“饮食，大家分尝”，大至家族，小至一家一户，都是一家至亲，财物公用，权衡缓急轻重再做决定，而不以己为重。人人都存了私心，家庭就会不睦，严重者则分崩离析。

（三）勤俭。勤为治家之本，亦为修身之本，古今皆然。从古至今，未尝见有懒惰而发家致富者。吕留良要求家人，即便日无大事，亦要早起晏眠。他说：“早起晏眠，一日抵两日。”如此方为家族的长治之道。同时认为，“勤而不俭，虽有亦立尽”。告诫子孙要明白衣食艰难，事事节缩，如食不必兼味，勿好绫罗绣缎及金珠无益之物等。今日之社会，物质发达而资源有限，且财富不均，故节俭之美德不可丢。

（四）去邪，就是反对迷信。吕留良认为，听信邪说，必害礼义。他学宗程朱，严守儒佛之辨，所以又明确要求，“吾家子孙、妇女，不论老少，不许烧香念佛……僧尼老佛，不许往来”。康熙十二年冬，吕留良自金陵返崇德，至北门，见有建佛殿者，即与董杲、沈廷起、吴之振、吴尔尧诸友论其不可；后经其极力劝阻，崇德县令杜森、教谕管凤来听取意见，废止了佛殿工程。与晚明会通三教的风气截然相反，明清之际，出于对明朝衰亡原因的沉痛反思，儒者多转而提倡恢复儒家学说的纯粹性，对此应予以历史性的对待。

吕留良的“八字”家训，取旨于儒家经典。首提“敬顺”，用以伸张儒家孝悌之道，理顺了家族中长幼尊卑的秩序，就为维护家族的人际关系打好了基础；次提“无私”，以为人存私念便是家族不和的根源，于是规定了家族财产的收入和使用原则，可使家族免于发生经济纠纷，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从而使家族成员更加和睦相处；三提“勤俭”，勤俭持家，则能保证家族的长治久安；四提“去邪”，反对迷信活动，实为提倡礼仪，去除邪说妄言，则少了搬弄是非，就会更加务实。因此而说此八字家训，实为吕氏家训的总纲。

读书，可以修身，可以济世，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家族罹大难而传承不绝，其读书传家的家训功不可没。

清顺治十八年（1661），吕留良在仲兄茂良的督责之下，辞去社集及坊选之事，在城西的吕氏梅花阁设立馆学，教授子侄辈及门人读书。吕留良制订《梅花阁斋规》并贴于阁壁，此斋规当是吕留良论治学的重要篇章。联系其《四书讲义》或《力行堂文约》《程墨观略》，以及与子侄、门人的书信，可见其论读书治学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