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名叫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元恪的即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宣武帝名叫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元恪的即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其次是孝文帝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托孤的重臣也好,大权在握的权臣也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元勰更不想以皇叔身份辅助幼主了,认为这是“取罪必矣”。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了。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子元恪登基继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勰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6个顾命大臣。他们分别是: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老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主张。但他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们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南方的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忌,如今迅速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年)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于享受。景明二年(501年)初,元禧派家奴找到领军将军(负责捍卫皇宫的羽林军)于烈,要调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低小,却在羽林军系统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安排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了以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18岁了,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他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不“失势”。
于是,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有一天全副武装起来,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的元勰、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三位叔叔的官职。元勰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二
我们来看看亲政的元恪的个人素质。元恪大体上还过得去,算是一个认真工作(没发现他荒废朝政的记录)、关心百姓疾苦(正史上有不少他赈灾救民、警诫贪腐的诏书)的正常皇帝。《魏书》还记载了元恪射箭能射一里五十步,可见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差。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里的建议,扩建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地的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元恪也遭遇了两次对梁朝作战的惨败,导致北魏军队元气大伤。(详情见下一节“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这类皇帝。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感觉很迟钝。这就造成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相反,北魏在他统治时期走上了下坡路。
却说元恪亲政后,让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他们一起将北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主子孤注一掷地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元禧,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元禧。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并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不打猎了,调动兵马围捕元禧去了。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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