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

文俊没少给他添乱，福兴也是八旗勋贵，打心眼里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难道真的通过儒家修行达到了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的境界？

这当然是扯淡，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俊和福兴有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点才是曾国藩推荐他们的原因：二人都是酒囊饭袋。

曾国藩不可能把湘军拱手送人，但在此情况下又不得不交出兵权，于是他想到了这个绝妙主意。事实上，他多虑了。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教育和湘军将士共同出生入死，双方早已建下深厚友谊，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走湘军。

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