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