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质要，建立完善的民间经济契约制度

五、由质要，建立完善的民间经济契约制度。

六、治旧污，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七、本秩礼，“时有僣逾，贵贱相滥”，尊卑不分，所以有必要恢复旧有的尊卑等级制度，孔子并不反对这一点。

八、续常职，恢复旧有的公务员职位制度。

九、出滞淹，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庸者下，能者上，特别要在民间发现人才。

孔子实际上骂错了人，先不说从赵盾的改革九条来看，哪一条也没有超出孔子的政治容忍范围，而且赵盾改革还是在晋襄公在位时期，没有姬欢的支持，赵盾也搞不起来。再说孔子经常把“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挂在嘴上，杀少正卯的时候，也没见孔子否定过自己。孔子对赵盾的不满，主要还是第二条“正法罪”上，孔子是做不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以孔子的阶级立场，他对正法罪反感是很正常的。孔子主张以礼治人，刑罚只是辅助手段，“不教而杀谓之虐”，而赵盾则主张以法治人，虽然他也重视礼教之于社会的正面影响。

在赵盾推行改革九条之前的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姬重耳曾经颁布了著名的“被庐之法”，提出了“弃责薄敛、施舍分寡；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缓解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利民政策。

不过最让孔子有认同感的，还是姬重耳提出的保护贵族利益的相关条款，即“尊贵宠”和“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家主的食田）”，这和孔子宣扬的“君臣父子”在阶级立场上是一致的。

孔子是士大夫阶层，主张“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针对的应该就是赵盾改革的第五条“由质要”。赵盾要求规范民间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损害了权贵阶层剥削底层庶民的利益，孔子反对赵盾改革也是情理之中的。

严格来说，赵盾推行的这九条不能算是改革，只能算做在旧制度基础上的改良，并没有推翻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赵盾本人也没有背叛他所处的剥削阶级。如果一定要说赵盾改革有什么鲜明时代特色的话，削弱君权也是这次改革的主要中心目标。

这一点比较好理解，赵盾作为异姓大卿，和晋国公室有很深的利益矛盾。赵盾假改革之名，趁机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是再正常不过的，这不是否定赵盾改革的理由。

赵盾不惜得罪权势公卿推行改革，于公于私都是有利的，于公巩固了晋国统治，于私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和人望。以至于江湖皆知晋国有赵盾，不知有晋侯（晋灵公姬夷皋），就如同时人皆知有诸葛亮，不知有刘禅一样。

除了没有皇帝名分，诸葛亮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赵盾也是如此。因为晋灵公年幼，所以赵盾理所当然地全权代理最高权力，甚至在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以出席的国际会议上，赵盾也堂而皇之地坐在台上。以赵盾的首席执政身份，最多也就是个政府首脑，但世人也知道，晋灵公连个傀儡都不是。

最典型的一次政府首脑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国际会议，发生在公元前620年，齐、宋、卫、陈、郑、许、曹诸国在扈举行元首峰会，赵盾代表晋国与诸国进行会盟。除了扈之盟，还有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之盟、公元前612年的第二次扈之盟、公元前610年的第三次扈之盟，赵盾均列席其中。

第一次扈之盟，晋灵公还是个娃娃，赵盾代为出席勉强有些道理。十年后的第三次扈之盟，晋灵公已经年长成人，赵盾依然越俎代庖，说明两点：一、在君臣尊卑有别的春秋时代，诸侯已经默许赵盾为晋国的实际统治者；二、赵盾也间接表明了自己不会把权力交给晋国公室的态度。

关于赵盾在天下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什么程度，《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613年，东周王室内部发生了一场纠纷，周公姬阅和王孙姬苏争权夺利，大打出手，周匡王姬班站在周公姬阅一边，派出卿士尹氏和大夫聃启去晋国找赵盾评理。赵盾很体面地解决了问题，各方都有台阶可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